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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董炳月：战后至今，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。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。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、伊藤虎丸、木山英雄、丸尾常喜诸位。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、尾崎文昭、长堀祐造、代田智明等人。第四代是60后，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。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，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，像北冈正子、山田敬三，也属于第二代吧。

　　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，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。日本的主流思想，战前是脱亚入欧，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，依然“欧美志向”。这种大环境中，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。战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“少数民族”，有点自嘲的味道。中国改革开放、国际地位上升之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学中文、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，“少数民族”的阵营也壮大了。

　　董炳月：一是重资料。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，还是研究文艺思潮、文学运动的，都是如此。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，有的偏重资料，有的偏重理论分析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。她的《摩罗诗力说材源考》，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《摩罗诗力说》一文的材料来源，考察了几十年，写了一本大书，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。

　　二是研究对象专一。像丸尾常喜先生，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，写了《人与鬼的纠葛》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，出版了《鲁迅与托洛茨基：〈文学与革命〉在中国》，质量很高。

　　三是问题意识鲜明。比如竹内好，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“现代”，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。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。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，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“竹内鲁迅”和“丸山鲁迅”之说。

　　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。《摩罗诗力说材源考》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。伊藤虎丸的《鲁迅与日本人——亚洲的近代与“个”思想》也是如此。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、森鸥外的关系，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。30年前他就出版过《俄罗斯之影——夏目漱石与鲁迅》，去年又出版了一本《鲁迅与日本文学》，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。

　　总体上看，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，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，思想因素在减少。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、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。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，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，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。90年代之后，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，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，现在的中国也一样。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、丸山升、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，原因当在于此。

　　董炳月：90年代以来，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，成为话题了。不过，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。他的文集《近代的超克》编译出版了，但解说并不充分。竹内好对于“近代”、“超克”以及“鲁迅”，都有个人化的解释，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。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《何谓“近代的超克”》，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。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，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。

　　除了“竹内鲁迅”，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，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，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，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。